当前位置:中国法学创新网 >> 妙文共赏 >> 浏览文章
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与博士生的一次讨论
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葛兆光 日期:2015年11月20日 浏览:

  之所以要讨论“学术书评”这个话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真正学术意味的书评太少,而借题发挥或蜻蜓点水的评论风气渐盛。对于书籍借题发挥的评论固然不应厚非,但是那不是真的评书,也比较容易写;严肃的、裁断的、商榷的学术书评,却是直接针对学术研究的,不太容易写,如果没有这种书评,恐怕学术难以进步。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们将来是要做学位论文的,而大学里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严格要求的话,通常要有一章(或者一节)“研究史”,就论文涉及的这个领域,业已出版的各种论著,作一个述评,说明前人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遗漏和缺失。说到底,它其实就是对各种论著的短评的汇集,可是,现在很多大学的学位论文,不仅是本科,甚至硕士、博士论文,在这一点上都不够重视。

  其实,写好学术书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

  第一,这首先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我曾在清华老图书馆看到陈寅恪的学生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陈寅恪先生在前面评语中说,“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可现在,有一些学位论文,由于缺乏这一部分,读者包括指导教师和答辩委员,根本无法知道,作者是否超越了其他人的研究,或者是否抄袭了其他人的研究,也不能正确地作出对论文的评价。如果作者抄袭了,也许可以一时蒙混过关,但终究是在学术道德上有所欠缺。

  第二,给其他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人,提供有关的丰富的学术史资料,使人们了解这个领域的变化轨迹与现状,这才能够凸显自己选题的问题意识所在。比如研究清代学术史,就需要交代从梁启超、胡适、钱穆一直到余英时、艾尔曼的研究,说明这一百年中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何以形成侧重外在背景与偏向内在理路的两个典型,即台湾东海大学丘为君所总结的“理学反动说”与“每转益进说”,然后再讨论余英时重视“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和艾尔曼提倡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方法,各有什么利弊;在此基础上才能说明你的研究进路和问题意识究竟有什么“创新”的意义。

  第三,既迫使自己拓展学术视野,也迫使自己阅读前人论著。现在,有的博士生或硕士生,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阅读方式,对于他人的论著只选择看与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论著当作“资料转运站”,从里面转手抄撮一些文献,根本不理会它的全面论述。更要命的,是从网络上截取电子文本,完全不顾上下文语境,很少体会他人的研究思路、资料取舍、分析立场。但是,如果要写学术性的书评,要对他人的论著作评判,就不得不全面阅读各种国内外的有关论著,不可能只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乱读一气。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严格的、认真的和专业的学术书评,就会使学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干净,不会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泾渭不明,滥竽可以充数,鱼目可以混珠,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

  所以,下面我先来谈学术书评的意义。

  一、学术书评的意义

  首先介绍一篇讨论书评的文章:张玉法先生的《如何评论一部史学论著》。张玉法先生是历史学界都熟悉的前辈,他是近代史的专家,也曾是“中研院”的院士。这篇文章前面很郑重地说明,它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卜(R.K.Webb)的讲义写的。威卜说到,评论一本书,应当有几个标准:一,这本书是写什么的?有的人连这本书写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胡乱评论,这不是写书评,最多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所以威卜强调你要搞清楚,这本书特别的论题是什么?有没有新发现?二,这本书所用的资料是什么?是否它用的是第一手资料,有没有借助其他人的研究结果,在书前面是否告诉了前面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就要考验你对这一行的资料、研究的熟悉程度了。三,资料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如何?你要了解这些引用的资料,是否可以引出相反的结论,这些资料是否经过考证和选择,是否有先入为主的误读可能。四,这本书给人的美感如何?就是评论它的文体和文笔,有没有吸引力。

  所以,张玉法先生说,如果你没有这些标准,“不是乱捧一阵,就是胡骂一番,使学术界没有一个是非”,他说得很严重:“不了解一书的价值而对一书大加褒贬,乃是一种知识上的欺骗。”

  张玉法先生说到“学术界的是非”,其实就是我说的学术界的“秩序”。前面我讲过,现在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几乎没有是非,也就没有秩序。现在学术生产力太发达,我用“生产”这个词,很多人也爱用,后现代主义者用,官方也用(我在大学里也看到文件中有这个词,是正面的意思)。但是,一旦学术变成生产,甚至是批量生产而不是用心琢磨,虽然产量上去了,但质量就下来了。现在你到书店去看,书太多了,你翻杂志,论文也太多了,可是,这里面90%都是“学术垃圾”,根本没有用的。怎么办?就要有“好”和“坏”的分别。怎么才能有“好”和“坏”的分别?就要有个说法,而且必须是“权威”的说法。依靠有权威的学术的书评,把好的和坏的区分开。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学术界有了“舆论监督”和“公共批评”,这就像一个社会,有舆论、清议一样,有个关于好坏是非的公论,学界才有秩序,有秩序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界,否则你就要听官员的、听报纸电视的、听低水平的。

  第二,如果有权威而内行的书评,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隐瞒证据”的论著,就会像“3.15”一样曝光。大家要知道,有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论著,其实就是乱抄乱写,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资料证据。中国学界的弊病之一,就是这类“伪著作”太多,可这些情况外行是不了解的,需要内行才能指出问题。

  第三,这样的书评出来,才能够省去读者选择的时间和精力——这些读者既包括非专业的,也包括专业的。有了这样的书评,后来的专业研究者就可以按图索骥,很快找到有用的书籍。

  当然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学会这样去写书评,就等于学会了如何清理你这个领域的学术史或研究史,说到底,前面我说了,硕士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是“研究史”。研究史是什么?不就是对你要研究的这个领域的一个一个论著的提要和评论,并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叠加起来的历史过程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仿照《四库全书总目》,写一本书一本书的“提要”,还规定在六七百字里面,要概括地说出这本书的大意、要点和不足,当时不觉得有用,但事后觉得这个训练很有意义,如果各位也能够看书的时候,随手写下一些书评,哪怕很短的,将来也是受用不尽的。

  这个传统要在中国建立起来。我们看到,国外的学术刊物,包括我们常常要用到的亚洲研究杂志,书评要占很大的篇幅,像《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通报》(Toung Pao)、《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都有大量的书评或书评论文。所谓“书评”(Reviews of Books或者Book Review)往往是一两页、两三页的短书评,更短的还有“简评”(Brief reviews of books),大概是半页左右。但是,“书评论文”或者“研究性书评”有的也很长,早的如邓广铭先生1942年在《中国青年》七卷二、三期上连载的《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就长达20几页,近两万字[3](PP.73-94),晚的像《通报》2008年的这一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Howard L. Goodman给J. Michael Farmer2007年刚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三国谯周的著作(The Talent of Shu: Qiao Zhou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Early Medieval Sichuan)写的书评,就有14页之多。更长的甚至有几十页的。书评论文的价值和影响,我觉得一点儿也不比论文差。当然,国内也有一些书评类刊物,像《读书》《书城》《中国图书评论》《书屋》,但是,大多数是借题发挥的文化评论类文章,虽然写得很有意思,有的也有真知灼见,但大部分不能算是学术性的书评。而学术刊物像《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学术》等等,也有一些好的学术书评,但是,我觉得数量还不够多,质量也还不够好。

  简单地说,中国的书评有几个问题:

  首先,是吹捧太多而批评太少,批评性的书评甚至被认为是“吹毛求疵”或“酷评”。虽然有一些酷评确实过分,但是,一些正常的、有证据的批评性书评,像葛剑雄等写了一篇《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4],发表在《历史研究》上面,批评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还引起轩然大波,觉得过分苛刻;王俊义批评陈祖武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还被认为是“意气之争”。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书评,尤其是批评性的书评,写得很好,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像揭发把孟子译成“孟修斯”、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就成了学界典故;像陈引驰批评王晓路《西方汉学的中国文论研究》中的错误,高山杉批评张西平关于德国汉学的著作中的错误,就让人知道了这些介绍海外中国研究的书,看似涉猎很广,实际上有很多来自二手资料甚至还有以错误叙述误导读者的地方。

  其次,太多泛泛而论或借题发挥的书评,而缺少专业的研究性书评。也许是写这样的书评太累罢,很多人觉得,为了一本书,花这么多时间看,看完还不一定写得出来,是否划得来?其实,看书和评书也是一种“智力较量”,你要看看,我是否能够看懂、看透、看到纸背后,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较长论短,甚至要站在比你更高的位置,居高临下地评论甚至批评你,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比如余英时评钱新祖的书评,不跟着在明代思想世界里走一趟,不检查一些原书的原始资料,不比原作者站得高一些看出背后的方法论问题,能写出这么一针见血的评论吗?

  再次,对国外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外中国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再次国门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面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而海外学者听不到来自中国的批评和意见,自以为掌握了解释中国的权柄。

  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就是缺乏(一)批评的,(二)专业的,(三)国际相互的书评。

  二、学术书评写作的基本条件

  那么,怎么才能写好一篇书评呢?我再向各位介绍一篇前辈学者的文章,即杨联陞先生的《书评经验谈》,收在200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联陞《哈佛遗墨》中,杨先生原来供职哈佛大学,曾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很重视书评尤其是专业的书评,并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知道,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有“学术监督”之称,而杨联陞也被人称为“学术警察”,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写严格而客观的学术书评,对学界的各种著作进行评论。杨联陞用中英文写过几十篇书评,评论过很多著名的大人物的著作,像用中文写过吉川幸次郎《元曲选释》、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戴密微和饶宗颐《敦煌曲》、刘若愚《中国文史中的侠》、郭廷以《郭嵩焘年谱》等书的评论,用英文写过王力《中国语法研究》、梅原末治《东亚考古学概观》、卡尔.沃尔夫冈与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John de Francis《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在中国》、Luciano Petch《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国与西藏》、薮内清《中国の天文学》、仁井田陞《支那身份法史》、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石田干之助《唐史丛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芮沃寿《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等等的书评。

  杨联陞写了这么多的书评,所以,由他来讲《经验谈》,就不是空论了。我读了以后,觉得他说的“经验”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写一本书的书评,要懂得这个领域的“行情”。

  什么是“行情”?就是这个领域的学术史和学术现状。这个领域里面,无论是理论和方法的变化,还是新史料的发现,你都要大体上了解,否则你没法判断这本书的价值。这就像一杆秤要有斤两准星一样,没有斤两准星的秤,是无法称出东西的轻重的。比如,你看到一本书讨论宋代文学,如果你要评论它,那么,你可能要了解,除了现在各种有关宋代文学史的论著之外,(一)当下国内外关于宋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焦点在哪里?有什么新进展,像国内逐渐发展起来的“活的制度史”和政治史研究,国外的地方士绅和区域史的研究,究竟这本书的讨论是否也在这种话题和问题里面?(二)有关宋代文学的主脉、焦点和价值,从元代到晚清究竟如何变化的,现在这本书的讨论,与传统的说法有什么异同?(三)新的宋文、宋诗、宋代小说的大规模编集、整理和真伪考证,这本书是否用上了?它的资料范围和过去的研究论著相比,有没有扩大?历史学界重视的碑刻、方志、笔记等等,它是否也关注到了?

  所以,“行情”很重要,无论是伯希和还是杨联陞,他们都是非常了解“行情”的,所以往往写书评的人是一个“博学家”,否则不能写这么广泛、而且这么到位的书评。这就提醒我们,你要对学术史、至少本行的学术史有总体的、广泛的了解,不光了解中国的,还要了解日本的、欧美的,因为现在是“全球学术”的时代,这是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我自己也写一些书评,这个学期讨论到的四种书,包弼德的《斯文》、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我都写过书评,但是,我写出来的,可能只是有关书本身的一小部分,为了评论这些书,你得了解更广大的背景、更多的行情、更宽的视野。比如讨论包弼德,你要了解“唐宋变革论”的来龙去脉,唐宋历史的研究状况,否则怎么能够了解和评价他的书里的那些叙述?又比如,讨论余英时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述,你要研究过去对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了解朱熹更多的活动,否则无法知道余先生的意图和指向。再比如,关于沟口雄三的亚洲和中国研究的思路,你要了解日本中国学甚至整个东洋学的历史和现状,否则也无法知道沟口理论和方法的日本背景。最后,你要讨论艾尔曼的清代学术研究,如果不知道自梁启超、胡适、钱穆、杨向奎以及余英时以来,学术界对清代思想与学术的研究,怎么讨论艾尔曼的得失?

  三、书评的具体方法

  所以我说,书评也许只是你背景知识的一个体现,伯希和、杨联陞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容地评论不同领域的论著,是因为他们自己肚子里面有“货”,也就是说他们胸中的知识更广更博。可是,具体到写书评上来,这种书评又必须针对要评的书本身,不能信马由缰乱发挥。正因为你要围绕评论的书来写,所以,这本书的问题和内容,就是你讨论的边界,限制了你的边界,反而比自己的论文更难写。我想,除了要有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思路之外,还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检查史料和重复历史。也就是说,对你要评论的著作或论文,最好要重复检查它,或者至少检查书里的一部分历史叙述,同时考察它所用的资料文献,追问它结论的证据是否可靠可信。

  我举一个例子。1935年邓广铭给柯敦伯《宋文学史》写评论,不仅指出这书十万字,“其中什九均是从各种诗文评话一类的书中抄撮而来,其中尤以抄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为最多”,还具体举出第一章绪论,抄自风马牛不相及的《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小序,第二章第八节《晚宋的文风》开头五段抄自《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关《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论学尺绳》的提要”,痛斥其“无聊的抄撮”之“荒谬”;而且还指出他的子目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八章节完全雷同,论述也大同小异,指出“柯君虽将一切无用的材料都抄来了,却单单缺少了文学史中所最不可缺少的那些”。[5]看了邓广铭的书评,你就知道柯敦伯这本书没有价值了。现在,很多论著都是抄袭拼凑而成的,虽然我不赞成给这些烂书写书评,但是总得有人去当啄木鸟,把这些书给揭发一下。特别是一些似乎很高明很宏大的著作,乍一看很绚丽,但是经不住你把材料一一对比,一查对,你就发现它靠不住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陆扬给《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写的书评。古正美教授这本著作是1993年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它讨论的是贵霜王朝的月氏王丘就却(约50-78年在位)所奠定的、身兼圣者与王者(类似现在的政教合一)的佛教政治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如何在其去世之后被印度化,而后贵霜时代(187-244)色腻色迦及此后几世,又如何引用佛教政治治世传统,并遭到亡国命运。由于作者认为,这一佛教政治传统,因为佛教传入中国而影响中国,所以非常重要。这本书长达670页,讨论的是一个一直不很清楚的历史,需要的又是很多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所以,很不好判断其是非。但是,是否真的是这样呢?我们看陆扬的评论,他的评论很长,指出的问题也很多,我们只看他的第一个驳论——

  古氏先把“月支”或“月氏”说成是意译“月之支护”,是崇拜月亮的民族。又把支娄迦讖所译的《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中“伅真”还原为梵文candra(月),把“陀罗”还原成梵文Dhara(支持),所以伅真陀罗其名为“月支”。然后,她又把“香山”当作犍陀罗(candhara),而这部经典中有记载“伅真陀罗”和“犍陀罗”两部,伅真陀罗是外来的统治者,犍陀罗是本地土著,伅真陀罗王就是外来的、建立贵霜王朝的丘就却,他就像这部经典中所说的,从外而来,建立了佛教帝国。但是,陆扬经过梵文、佛经的对比,指出这根本是错误的,因为“伅真陀罗王”的意思是“大树紧那罗王”,梵文的drumakimnara就是“树”,因为“真陀罗”是不可分的一个词,而《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刚好有一个异译本,就是鸠摩罗什译的《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因为《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是支持“月支”和“丘就却”论述的唯一文献,这一文献依据被推翻,那么,这本700页的大著就站不住脚了。难怪他会这样批评:“(古)的种种观点全都是建立在错误的认识之上,而绝大部分的关键性错误,是由于他的历史方法、佛教文献学、和印度中亚语文方面缺乏基本训练所造成的。”

  所以,我建议写书评的人,最少要把这本书的某一章,最好是关键的一章,重新核查一下它的文献资料,看看它是否断章取义,是否隐瞒证据,是否张冠李戴。特别是有的时候,作者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特发现,常常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或者湮灭某一说法的来源,你就更要细心了。像谢无量《中国古田制考》讨论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谢是一个写了好多书、什么书都能写的人,吴志慎就看出他有匆匆抄撮的特点。虽然吴志慎在关于《中国古田制考》的书评里面说得很客气,但是,他绵里藏针地说,你的新意见,好像都和日本人加藤繁的“英雄所见略同”呀,他把两种书的相同处一一列举出来,还说得很妙,说也许不应该怀疑谢的人格,不应当说这是“取法奸商,假造国货”,但如此雷同,是不是证明了日本人的著作译得还不多呢?如果译出来了,恐怕谢无量先生“看见自己的心得早已被人说出,也许就要搁笔,比较省一点力”,批评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这种功夫是“挖墙脚”的功夫,你书写得再花哨再漂亮,只要指出你的史料错误,就像是沙堆上建大楼,地基一垮,就土崩瓦解了,这叫“釜底抽薪”,是写书评的人要注意的,更是写书的人要注意的。

  第二,理论基础和方法检讨。对要评的论著,要检查其整体是否站得住脚,尤其是要检查它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不仅要追根溯源看它的理论方法,而且要看它是否“原原本本”。

  这里也举一个例子。余英时先生曾经写了几十页的评论,讨论狄百瑞的学生钱新祖的英文著作《焦竑与晚明新儒学的重构》(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Late Ming)。钱新祖的这本书,研究明代学者焦竑,用了很多西方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像“诠释学”、“对话理论”、“语言分析”等等,简单地说,他的结论是,焦竑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对国家正统思想程朱学说的反动(Revolt)。但是余先生指出,首先,钱的“重构”方法和“对话”途径是有问题的,他所谓与焦竑“对话”的方式,越过了历史背景和现实策略,走上“六经注我”的路子,余英时指出,当你把古人当作一个“沉默不语的伙伴”时,常常可以任意解释,尤其会把新儒学当成语言游戏,这是反历史的推断。

  余先生的意思是,你研究思想史,必须把研究对象放置在历史中间,这和斯金纳的思路是一样的,绝不可以把对象从它的位置上任意抽取出来,把本来无法说话的古人当作对话的对手,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他的身上。其次,当你把古人放置在历史中间的时候,你就要恢复历史语境了,可是恢复历史语境靠什么呢?当然就是靠历史文献,但是他指出,钱新祖对于焦竑思想的表述,依赖的却是黄宗羲的叙述及一些二手资料,忽略了同时代人对焦竑的记载和叙述,甚至连同是万历年间人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资料都没有用上。余指出:(一)作者忽略了“历史重构”的过程,“没有认真把思想作为对过去的重构”,而是过于主观地想象历史;(二)作者没有认真考虑明代三教合一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尤其是王阳明、王龙溪的三教观,脱开了王龙溪这样的重要环节,必然不能正确了解焦竑思想;(三)把焦竑和戴震、章学诚的思想关联起来,缺乏证据。所谓“气”的哲学与考证之学有关的说法,根本是没有根据的“揣测”。

  换句话说,如果把焦竑当成古今可以随意隔空对话的抽象“人”,而不是生活在晚明历史环境中的具体“人”,晚明就变成抽空的时代,而不是具体的历史了。这样研究好像可以很随意也很惬意,但那只是主观的形上玄思。也许,有人会说,这好像是历史学家批评哲学家,用历史尺度来衡量哲学论著,但是,在学术上面并不存在汉宋之争,无论什么研究,都先要回到历史语境,不违背历史,也不违背逻辑,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种批评也有可能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的麻烦中,很多书评尤其是观念性的书评,常常会这样变成立场之争。但是一般来说,一种观念需要有资料作基础,如果是历史著作就更需要有文献证据,如果证据不足,或者证据根本错误,那么你的观念性分析也就站不住脚。这是一个通例,比如前面我们说到的,余英时先生对钱新祖的批评中,最让钱氏无法正面回应的,就是第二节里批评他在描述焦竑“这个人”的时候,主要依靠了《明史》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书已经被证明通常是不全面或不精确的”,余先生指出,钱新祖并没有去寻找“当时的一些原始资料”,比如谈焦竑的《养生图解》,就依据了后世的《明史》,却忽略了同时代朱国祯(1557-1632)的《涌幢小品》,谈焦竑和李贽之间的关系时,就依据了晚出的黄宗羲《明儒学案》而没有重视同时人沈德符(1578-1642)的说法。余先生重重地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在方法论上重视二手资料而忽视当时人的记述,是说不过去的”,特别是他由于忽略了这些资料,也忽略了1597年焦竑遭致贬斥并流放福建,最终结束政治生涯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甚至连焦竑写给释鲁庵的信中提到的“修业”,本来应该是“修科举业”,也被钱新祖误解为“修因果业”,以便自己对焦竑佛教思想作发挥和解释。

  因此,我们就知道,在这种文献基础上得到的思想史结论,就很难让人相信。

  四、从书评到综述:如何写博士学位论文的首章?

  现在我们要从学术书评,进入到研究综述的写作。其实,说白了,研究综述就是“集束式”的学术书评,就是要在整个问题领域的历史综述中,对论著加以学术史的定位。

  这个方法对于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学位论文前面的研究史,就是一个你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史综述。而你看到的每部论著,都必须搞清楚它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和意义。它是否是这个问题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在这个问题领域中它是否在史料上有发现?它的结论是否推进了这个问题领域的深入?或者反过来说,这部论著在这个领域是可看可不看的吗?这部论著是一本抄袭或剪贴的东西吗?这部论著是没有任何创见和新意的吗?如果你不是在做学位论文,当然也许不必看这些没有价值的书,可是如果你是在严格地按照规范在做学位论文,你就不得不看这些东西。我以前常常在万圣书园里面乱翻书,现在偶尔到鹿鸣书店去看看书,总觉得现在书店里所谓的“学术书”真是太多了,多得看也看不完。可是,这种数量的繁荣背后是什么?是根本找不到书看,就像当年金克木先生和我说的那句话,“坐拥书城,无书可读”。因为大多数书确实是可出可不出、可看可不看的。说句极端的话,如果是本“烂书”,看看还能搞笑,如果连“烂书”作为笑料的意义都没有,看了味如嚼蜡,还倒胃口,那才倒霉。

  为什么有这么多书?因为好多人有研究经费,又可以补贴出版社,还可以向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交差,所以,作者就乱写,出版社就乱出版,这使得现在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再是“研究”,已经变成了泡沫“生产”,甚至连“生产”都不是,因为它既不管是否销售得出去,也不管是否会产生价值,而且连是否产生垃圾都不考虑。

  话说回来,你写学位论文又不得不捏着鼻子看这些东西。前面我们讲了,你不了解和说明既往的“研究史”,既无法证明你没有剽窃和抄袭,也不能说明你有什么进展,所以还得看。这叫“披沙拣金”,是否有“金”还不知道,但你还得“拣”,也许一粒“金”也没拣着,那也好,这说明前面没有有价值的研究,我可以“而今迈步从头越”。可是,当你看到一些值得讨论的书(不一定是好书,也许是烂书),你就要说明,它的意义在哪里,或者问题在哪里,这个时候就要把它放在整个问题领域中讨论了。

  前一段,有个博士生要做一个有关清史的课题,他看了一些美国最近流行的新清史研究著作,特别是欧立德(Mark C. Elliot)的《满洲之道》、米华健(James Millward)《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清代承德之形成》[8],以及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濮德培(Peter Purdue)、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部分著作,他很想在这方面找个题目做。后来他告诉我,他最受益的,倒是来自卫周安和欧立德的两篇综述,一篇是卫周安发表在Radical History Review第88期(2004年冬季号)上的《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一篇是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介绍,也曾经用日文发表在日本的刊物上。他从这两篇综述性的文字中,了解了新清史的全貌,知道各种被称为“新清史”的著作,大体位置在哪里,它们的旨趣是什么,有什么共通性,也大体上了解了“新清史”从罗友枝与何炳棣的辩论起,到柯娇燕和欧立德对满族族群意识的研究,高彦颐和曼素恩对清代女性精英的研究,米华健和罗友枝对清代边疆与皇权的研究,这样一个历史。我觉得综述其实就是简单明了的书评的汇集,要把同一领域的论著的内容和要点勾勒出来,对它在学术史脉络里的意义进行评述,通过这种综述,你可以知道(一)新清史不再把清代看成是明代之后,可以算在二十四史之后的一个中国王朝史,而且是一个包括满蒙回藏的大帝国,应当放在世界史里面研究;(二)清朝皇帝不仅是汉族中国皇帝,而且是各族的大汗、蒙藏佛教的菩萨、满人的首领;(三)清代的思想文化史不应当只是汉族儒家、经学理学的内容,而应当重视满、蒙、回、藏的文化,以及它与周边、甚至欧洲的文化交换。所以,后来这个学生选择了乾隆中叶在承德接待蒙古、朝鲜、安南的礼仪活动作为题目,避开一些热门课题,他也懂得了,要重视礼仪活动中满族统治者的色彩,以及承德的各种宫廷建筑为什么如此设置,这又是接受了新清史研究的方法提示。可见这种综述,对他的论文很有帮助。

  我还要举一个我自己写的书评为例。1998年,台湾一个学者来信邀请我给他关于“近代中国佛教”的新书写个评论。我那个时候对近代佛教的复兴、日本与中国的佛教交往、西方思潮影响下的中国佛教都有兴趣,也正在写《中国思想史》的第二卷后半部,所以就借了这个机会把1989年以后差不多十年间出版的有关近现代佛教历史的书,统统看了一下,看了以后,觉得虽然中国晚清民初的佛教史研究有了一些大的进步,但也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所以,就决定不再单独为一本书写,而是写了一个综合的述评《关于近十年中国近代佛教研究著作的一个评论》。

  在这篇书评里面,我一个一个地介绍了这些论著的问题,虽然各有建树,但有的次序混乱,有的有缺略,也有的不规范,但根本上来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看上去对近代佛教史很全面的叙述中,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自身脉络”,所以,研究者事先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过去社会史与政治史对“近代史”的预设,比如把魏源、龚自珍这些“近代先驱”算成是“佛教复兴”的先驱,以“反帝反封建”作为“佛教史”的主脉,把这些预设当作叙述近代佛教史不言而喻的起点、背景或基础。这里的弊病是什么呢?就是近代佛教史的因果溯源,被政治史与社会史左右着,但是我要问,近代佛教史的变化,除了有对于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刺激的直接反应外,还有没有更深的背景、更直接的刺激和更具体的原因?因为这里有一个需要讨论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关于近代中国佛教史的这些分析,是否一定要依托政治史和社会史作为自己的基础和背景?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政治史或社会史的脉络来分析宗教史?

  我总觉得,晚清佛学的兴盛,除了这些社会的政治的背景之外,还与很多具体的、直接关系到佛教的背景有关,比如,(一)当时人希望借助佛教知识来理解并超越西学,尤其是科学、心理学、逻辑学;又如,(二)当时人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佛教的历史有误读,觉得日本之所以崛起与佛教护教爱国的精神力量有关,所以特别希望兴起佛教,来刺激中国人的群治和精神;又如,(三)刚好佛教经典尤其是佛教唯识学的经典,在那个时候反传中国,刺激了佛教的兴起和转向;再比如,(四)有人相信,作为边缘知识的佛教大乘学,可以瓦解人们思维和观念中对“主流”与“中心”的固执。所以,晚清民初佛教兴起的原因相当复杂,我曾经写过好几篇论文讨论它。唯其原因复杂,所以,在分析晚清以降的佛教问题时,就需要发掘更多更细的文献,涉及更多的事件和人物。

  假定说,你要准备写一篇有关晚清民国佛教史的博士论文,如果你把你之前有关的著作阅读过,并且加以这样一番述评,那么做到这里,是否就可以从上面所说的,前人论述所缺略的四个方面,开始自己的论述了呢?

weixin

上一篇:茶:浮在水上的一种滋味
下一篇:没有了
发表评论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版权声明 - 意见箱 - 加入收藏 - 设为首页
 
  Copyright 2008-2009 Powered by Lawinnovation.com,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 All Rights Reserved.
服务电话:010-66122221 传真:010-66122221 E-Mail:zgfxcxw@126.com
建议采用IE 6.0以上版本,1024*768分辨率浏览本页面
京ICP备09038275号 京公安网备110102004907-3号
 
 
网络110
报警服务
中 国
互联网协会
京ICP备
09038275号
不良信息
举报中心
北京网络
行业协会
中国文明网
传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