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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实的意义辨析

来源:未知 作者:佚名 日期:2019-08-19 浏览:58

“即行适用”模式不考虑事实发生的程度和进程,只要法律在法律事实持续过程中发生变更,变更后的新法即行适用于该事实。事实要件与法律要件相一致的,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理,事实要件与法律要件不一致的,不得违法裁量。由于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解除合同,当事人无解除行为,只是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要件加以裁决。

这种认识相当贴近人们的直观感知,无需假手太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事实在德文中也表述为 rechtserheblicheTatsache” rechtswirksameTatsache” Vgl.Schmoeckel kritischerKommentar zum BGB, Bd. Tuebingen2003, 357ff. 参见黄茂荣: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第33 多的抽象思维,且与法律反映并服务于现实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高度吻合, 因此相当流行, 堪称汉语民法学的主流认识。 不过, 也有学说把理解基点放于 法律事实因此是法律所描述的事实模型, 它含括了具体情况的一般特征, 自身并不是每个单一的具体情况。 在这种认识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 因故意或过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 是法律事实, 它产生了 负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效果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表明,法律事实至少有上 述两种意义层面, 如何评价和选择, 是个问题。 再进一步,德国法把法律事实分为自然事实与行为, 行为有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之分, 法行为有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之分, 违法行为有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之分。

根据德国法,装修他人 房屋是附合, 属于自然事实, 而非行为, 这一结论显然不同于装修行为的实态。 我国学理多批评民法通则把民事法律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 转而认为法律行为不应限于合法行 事实行为在德国法也被归入合法行为, 它无需行为人的意思表示, 法律效果直接由法律规定。 侵权行为也有这样的典型特 那么,侵权行为是否事实行为。 这三个问题在我国民法学界困扰至今。 若不能妥当予 以理顺和解答, 民法学知识布局的逻辑自洽性就值得怀疑。 类似的、 更细微的问题还有不 如法律行为是否法律渊源、无效的法律行为是否法律行为、 物权行为是否独立存在、 加工物的权属应根据承揽合同还是根据加工规范来定、 违约行为是否以违法性为要件、 权行为要件中违法性与过错的关系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 都在于从什么角度来辨析法 律事实的意义。 深层次看,民法规范调整现实中的具体事实, 但民法学并不以这些具体事实为直接对 而是以民法规范为对象,既关注规范适用什么叫法律事实分析, 还考虑规范应如何制定和配置。 在民法学 与民法不能划等号的前提下, 作为学理概念的法律事实能否等同于民法规范所调整的具体 事实, 是否要受制于具体事实的自身规律, 如何与具体事实进行互动, 就成了更根本的理 论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 仍需厘清法律事实的意义。 以上述问题为导向,本文尝试辨析法律事实的意义。 这种辨析对厘清法律事实的定位, 解决上述问题应有一定的助益。 但能否达到这个效果, 还望读者贤达教正。 法学研究2013 比较法研究》2004 事实构成”两类, 本文采用 构成要件”的称谓。 梅仲协先生把 juristischeTatsache” Tatbestand”等同为 说后者是前者的简称。参见梅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还有学者认为,法律事实是组成构成 要件的事实要素。 参见史尚宽: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第218 这两种见解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前者着眼 于构成要件的整体, 后者着眼于构成要件的局部, 实质没有不同。 德国民法学也把法律事实当成构成要件的 主要组成要素。 Vgl. Enneccerus Nipperdey,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 Bd. II, 15. Aufl. Tbingen1960, 860.对法律事实不同观点的综述, 参见前引 第193页以下; 《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2 年版, 第180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40 页以下。

Vgl. Siedler, Zurechnung von Realakten im Buergerlichen Recht, Hamburg 1999, 10ff. 参见王泽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19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 第86 事实”这一表述在不同情景中, 面目与意义均不同, 作为客观现象的事实是特定时 空中的具体事实, 也称原本意义上的事实。 主流认识中的法律事实与事实的这一层基础意 义完全契合, 即是指发生于或继续存在于具体案件中的事实, 以具体性与事实性为基本特 〔10〕具体事实由此是定位法律事实的支点。 当然,并非所有的具体事实均是法律事实。 实证法所不欲规范的具体事实, 属于法律 不宜积极调整或宜由伦理、 礼仪等其他社会规范调整的法外空间。 〔11〕 实存的具体事实只要 有法律可予规范, 就是法律事实。 这一判断针对法律适用, 如甲树的果实遭强风吹落于乙 前院是具体事实, 它因适用 果实自落于邻地者,视为属于邻地所有人” 我国台湾民法第798 的抽象法律,产生乙原始取得果实所有权的法律效果。 故而, 说法律事实是 因法律的适用, 足以发生权利得丧变更等法律效果的事实, 〔12〕 能更精确地展现它何以如此 的认知视角。

抽象法律的加入使法律事实有了规范规制的因素,但具体事实的定位使它无法摆脱扎 根于实际情况的根本, 其内涵与意义受制于人类共同体经由历史经验与现实感知所形成的 常识。 民法学对法律事实的区别性认知也基本上沿循社会常识的逻辑展开, 如人的行为是 人有意识的身体动、 行为外的客观现象则为自然事实。〔13〕 这一界限为法律事实设定了 刚性区隔的两岸, 特定现象只能在当中取其一, 否则就会出现违背常识的基本错误。 综上所述,对法律事实的主流认识包括三个维度, 一是以具体事实为基本定位, 二是 以法律适用为认知视角, 三是以社会常识为认知层面。 不过, 这些维度均存在问题。 事等情境要素,每一事实各有 特质。 为了表现它们的具体特性, 对它们的表述必须置入各自的情境要素, 法律的介入也 只能一案一议。 然而,这种散点布局无法进入学理, 因为专注于个案情境要素的具体事实相当具体和 独特, 无法被反复教授, 甚至无法充任说理的支点。 要确保理论展开具有一般化的解释力, 就必须使用有内涵弹性和普适张力的术语。 于是, 我们看到学理经常列举的法律事实, 某人死了、买了两只苹果等原子式的具体事实悄然质变为死亡、 买卖等涵盖特定类别的集 合指称。

之所以说这是质变, 是因为与具体事实相比, 集合指称是建立在具体上的抽象, 它独立于任何其所源自的具体, 但在整体上又不独立于所有与其相应的具体。 〔14〕 如死亡概 括了生命不存的现象, 死亡的具体原因在此意义上并无差异。 法律事实的意义辨析〔10〕 〔11〕 〔12〕 〔13〕 〔14〕 参见前引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第250 魏振瀛主编书,第3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167 从具体事实到集合指称的质变核心是聚纳共性。共性固然受制于各个事实的自身特质, 但具体事实的意义不会自动联通而引发共性, 共性最终要靠思维认知工具的采集才会生成。 换言之, 如果承认事物与个人如同每个鸡蛋一样地各有不同, 那么, 相同性即非客观实际, 而是在特定观点引导下从现实不同中所得到的抽象。 〔15〕 故而, 以类别的集合面目出现的法 律事实尽管表现了具体事实的共性, 但也只能说是在特定标准下对具体事实所为的抽象思 维加工。 在此限定下, 法律事实超越了具体事实, 成为经由思维加工并容纳具体事实共性 的抽象事实。 作为在特定意义指引下认识现实的思维结果,抽象事实是对具体事实的命名、 描述与 归类, 并因其类别形态与抽象属性成为衡量与界定具体事实的工具。

鉴于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实质课税原则并未被明确写入立法,而只是在几个领域内法律用其他语言表述可以加以适用,因而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一个补充性的原则并不能在实践中加以广泛适用。笔者认为,现有无因管理立法各国,法律识别上不应机械的适用一种冲突规范,无因管理行为本身纷繁复杂加上各种涉外因素作用的情况下,单一的冲突规则已无法满足无因管理制度的发展,从而做到有效的、最大限度的保障当事人法益的法律识别。知情权在本案中的适用,是属正确适用国家法律,且符合立法法律原理及立法精神。

而且, 了适度引导社会发展,立法素材还包括完全出自立法者预设的、 并非实存的可能情形, 此生成的法律规范在现实中催生出相应的具体事实。物权法第 19 没有该制度就没有在现实中实际发生的异议登记个例。很明显, 立法视角中的事实 无论如何不是具体事实, 而是立法者遴选具体事实或想象可能情形的思维加工, 在形态上 实即前述的抽象事实, 但其内涵又有所超越, 还包括可归入事实类别的未发生事情乃至客 观不存的可能情形, 更关键的是加入了规范目的的约束。 这样一来, 立法中的事实与学理 中的法律事实形态同质, 均为事实类别的集合指称, 且功能大致相当。 前者用以体现立法 构想, 后者旨在展示学理架构, 用以引导法科学子掌握法律关系产生、 变更、 消灭的规律。 法学研究2013 〔15〕〔16〕 〔17〕 参见 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第33 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75 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 第156 与法律适用中的具体事实相比,立法中的抽象事实的地位更为根本。 因为只有借助其抽象 此外,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定位法律事实, 实际上将实证法设定为具体事实跃入法律事 实的龙门, 这在实证法完全可用于个案时没有问题。

一旦实证法出现漏洞, 致使个案的具 体事实溢出规范调整的范围, 就说应当受法律调整、 但法律未调整的具体事实不是法律事 与法律并不完美、法官候补立法、 纠纷必须解决的现实不合, 在说理上需要再推敲。 而且, 实证法是否有漏洞, 需结合立法意旨, 从规范功能和体系安排上予以解读, 〔18〕 单凭 具体事实自身无法给出答案。 而这又不得不返回立法层面。 概括而言,仅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界定法律事实过于单一, 还必须考虑地位更根本的 立法中的事实。 只有这样, 才能获取法律事实的完整意义。 即便认可法律事实为抽象事实,但如果仍将其视为与具体事实同质的客观实存, 死亡、 买卖只不过给法律事实提供了可感知、 可经验的术语平台, 它们的意义仍在常识之中, 上面论述的术语质变和聚焦缺失无疑是闲极无聊的文字游戏。然而, 在民法学的范畴 从常识层面认知和区分法律事实,是根本的认知错位。 因为作为专业学科, 民法学是 围绕专业术语与规范, 并从专业逻辑展开的学问, 常识的不当潜入, 只会造成认知盲点与 模糊。 从实证法的规范表达来看,源于日常用语的法律术语为数甚多, 死亡、 买卖均为此类。 常识在此为法律铺垫了底层意义, 对法律术语的理解因此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常识见解。

法律毕竟是经由规范性专业塑造的结果,其规范意旨通过法学训练以及实践运用得以 确定, 结果导致术语表述不变, 但常识意义大打折扣或消失殆尽, 无论内涵、 外延还是构 逻辑均另成一派。死亡的常识意义是生命不复存在的生理状态, 但其法律意义不限于 还包括宣告死亡,它不注重生理死亡与否, 而是着眼于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而为的 推定 买卖同样如此,其常识意义重在有偿交易的实现过程, 而法律 描述既可能与此相符, 如凭样品买卖、 试用买卖 合同法第168—171 也可能仅截取有偿交易的成立过程, 只指向买卖合同, 称买卖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移转财产权于 他方, 他方支付价金之契约” 由此不难理解,日常用语 进入法律后, 要从规范目的与规范之间的联系中获取具体含义, 结果就转变为有新内容或 新外延的特殊概念, 在解释时必须遵循法律确定的保护目的, 其结果可能会明显背离其常 识意义。 〔19〕 显然,因不同的着力点和重要性判断标准, 法律在同一术语的界定上通常要修正其常 识内涵, 裁剪或扩张其外延。 不从专业知识出发, 很难得其在本领域内的真貌。 故而, 管法律术语与日常用语在表述上有重叠,但意义却可能迥异。

作为民法学认识对象的只能 是前者, 对它们必须从法律专业而非生活常识的角度进行思考。 在此意义上认识法律事实, 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 从其自身逻辑出发进行规范分析。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法学现实, 法律事实的意义辨析〔18〕 〔19〕 参见 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 第362 同上书,第91 民法教科书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可以说, 正是自成系统的术语内涵与规范逻辑, 将法律事实定位成具体事实,并注重其常识意义, 结论就完全不同, 因为这实际将民 法学的研究对象从规范转为事实, 从应然范畴变为实然范畴。 果真如此的话, 就应在把握 诸种社会现实要素的基础上, 运用社会学等注重事实的学科方法来研究与反思法律规范, 民法学由此属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分支, 规范分析于此也意义不大。 然而, 学理研究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这些具体事实仍在规范分析所主导的学科之中, 这就会产生归类和区 分的逻辑不一致, 常识与法律的矛盾碰撞相当明显。 以自然事实为例, 其常识意义是人的 行为之外的自然情况, 即自然力作用下的事件或状态。 但这不能涵盖法律意义相同的其他 情况,故其范围不得不扩张什么叫法律事实分析, 不仅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的人体举措归入其中, 且与人的意 识有关的生死、 善意、 恶意也同此属性, 〔20〕 甚至公法上的行为也被涵括在内。

法学,常识产权,知识产权法,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含: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学,国际法学(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军事法学,法律。旨在培养具有良好法学思维,掌握法学基本理论和系统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经济法基础理论及法律法规,了解经济法立法与学术前沿动态,能够独立分析经济法律现象,具有较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具备经济法律实务所需基本技能,并有较好外语水平的复合型法学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既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掌握法学专业知识,了解理工科和企业管理方面基本知识,能胜任企事业单位法律工作并可在立法、检察、审判、仲裁、行政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使大家掌握与报刊出版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不但要知道法律法规的条文规定,还应该知道法律条文的立法背景和立法依据,理解法律条文的内在实质,在工作中以法为据,依法出版,不踩红线,避免犯政治性错误和不该犯的违法侵权一类的错误。而上述学者提出的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应该存在类型化思维的出发点,显然更多的是立足于立法、司法实践中的若干具体案件事实,经由类型化的思维工具抽象、归纳出一般的概念框架抑或模型构架,显然是一种先归纳后演绎的研究方法。例如参见王凌红《我国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立法方向――以利益平衡为视点求解<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的未决立法课题》页15-16,载《电子知识产权》2009.6,页14-18。

d.权利构成法律上所规定的一切内容,在此意义上,权利即法律,法律亦权利。112、如同人们一般所理解的一样,法律行为是对特定法律秩序中所有事实要件的抽象,其中主要是那种不违法的行为,同时也不是法律交易的行为,这类行为也要产生法律上的后果。38、如同人们一般所理解的一样,法律行为是对特定法律秩序中所有事实要件的抽象,其中主要是那种不违法的行为,同时也不是法律交易的行为,这类行为也要产生法律上的后果。

而甲“卓越地”存在于乙中,不是就物理意义而是就解释或逻辑意义而言,即乙是逻辑在先的,对甲的解释要依赖于乙(参见nicholasrescher, g. w. leibniz’s monadology: an edition for students,p.139)。1.引导学生经历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加减混合计算数学问题的过程,直观地理解加减混合计算的意义。38、如同人们一般所理解的一样,法律行为是对特定法律秩序中所有事实要件的抽象,其中主要是那种不违法的行为,同时也不是法律交易的行为,这类行为也要产生法律上的后果。

参见 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第3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172 页以下。 参见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34 Vgl.Baur Stuerner,Sachenrecht, 18. Aufl. Muenchen2009, 694ff. 参见前引 识观察,人为的混合无疑属于人的行为, 而在规范层面, 它却被归为自然事实。 这凸显了 法律事实对具体事实的裁剪。 显然, 在规范底色上考察特定的社会现象, 常识意义被尽可 能地剥离, 从而确保民法学无论在对象还是在逻辑均是独立的部门法学。 不同规范的构成要件自然不同,为了便于纲举目张的认知, 学理通过特定标准来梳理 构成要件。 标准不同, 构成要件的类型也就不同, 如基本要件与继受要件、 单一要件与结 合要件等。 〔34〕 但最根本的分类, 还是基于不同的构造要素或不同的法律效果所形成的各个 层级的法律事实。 它们均是构造分别异质的构成要件类别集合。 着眼于构成要件对构造要素的遴选,以下的构成要件类型得以区分: 第一,自然事实与人的行为。 自然事实以构成要件中的特定事实为决定要素, 如混合 所需的物的不可分状态, 至于该要素出于自然力抑或人力并非所问。

自然事实的这种决定 要素除了与人无关的物理意义的状态, 如物的不可分, 也可与人有关, 其中既包括生理情 也指向精神状态,如不 能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民法通则第13 又涉及生活方式, 如同居 婚姻法第12 还与空间位置有关,如对话人之间的意思表 〔35〕以与人有关的状态为要素的自然事实称为人 体事实。 它与行为的区别在于, 它注重人体介入, 且介入者须亲身参与, 而行为还要考虑 意思等要素, 且可通过代理、 占有媒介等来假手他人行为。 第二,法律行为、 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 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的顶梁柱, 与其他合 法行为不同, 它由当事人自己而非立法者创制。 〔36〕 在学理中, 作为意思与表示结合体的意 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代言词, 其中的意思除了行为均需具备的行为意思, 还有从事有法律 意义的表示行为的表示意思, 以及引致特定法律效果的效果意思。 〔37〕 在这种构造中, 效果 意思决定法律效果, 充分表现了私法自治。 与此相比, 准法律行为尽管有行为意思与表示意 但法律效果完全由法律规定,即在构造上缺乏效果意思。 〔38〕 这是二者区分的根本。

因此 研究学生体育权利 将包括学生体育权利在内的权利体系明确写入法律 形成有针对性的条文 是依法治教、依法治体的根本性措施 有利于学校更好地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规范教育行为 纠正诸多侵犯学生体育权利的行为 保障学生各种体育权益的实现 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协调、健康地发展 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体育权利意识 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体育利益的自觉性。第四条 村民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同时拥有本章程赋予的权利及履行相应的义务。具备价值性(能对人构成法律认可的利益)、可控性(能为人所利用)、稀缺性( 其上利益不足以即时平均分配)、非人格性(人自身以外)的客观事物被称为权利客体,( 注:出于“人格尊重、人格平等”的文明社会法律理念,人自身只能是权利主体而不能 被当做权利客体(非人格性),但人的行为与人身要素可以成为特定权利的客体。

在上述标准之外,必要时还应借助法律效果来划分构成要件类型。 因为构成要件只有 与法律效果无缝结合, 才是可用的完全法条。 就完全法条的构造来看, 构成要件是法律效 果的起点。 但鉴于法律效果的安排包含着立法者对构成要件所涉及的生活事实过程的法律 评价, 〔40〕 又可将法律效果作为构成要件的归宿。 缺失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将迷失方向。 此思路前进,以下的构成要件类型得以区分: 第一,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如果法律效果的导向是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等不利益的 制裁效果, 对应的就是违法行为类别的构成要件, 而该要件同时设置了违背义务的要素, 符合这些要求的就是法律规范所决定的制裁条件。 反之, 无制裁导向的法律效果所对应的 即合法行为构成要件, 个案中符合该要件的即作为具体事实的合法行为。 由于同一完全法 条无法同时包容制裁和非制裁两种迥异的法律效果, 故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必定分属不同 的法律规范。 第二,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 作为构成要件, 它们均是描述和规范具体权利变动的规 范存在。 只要认可相对性的债权与绝对性的物权截然有别, 用以创设债权的债权行为无论 如何都不能与导致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混为一谈。

构成控制权滥用包括两个要件:一是行为要件,即具有滥用行为。按照中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构成胁从犯的客观要件与构成从犯的客观要件相同,即必须有帮助主犯实施犯罪的行为。112、如同人们一般所理解的一样,法律行为是对特定法律秩序中所有事实要件的抽象,其中主要是那种不违法的行为,同时也不是法律交易的行为,这类行为也要产生法律上的后果。

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法律要件诉讼时效要件是指适用诉讼时效的要件。任何一种犯罪都由具体的犯罪要件构成,从具体的犯罪要件中抽象出具有共同性的要件,就是犯罪的共同要件。这是构成玩忽职守罪的又一个客观方面的要件,只有第一个方面的客观要件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行为,但没有这一后果要件也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在此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动产加工, 论者往往认为裁缝依他 人意思承制衣服的行为是法律行为, 从而排除作为事实行为的加工规范的适用。 岂不知法 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均是构成要件, 而承制衣服的行为在法律上对它们均有涉及。 〔44〕 区拨乱反正的途径无他,仍要依赖规范与事实的认识分层, 将构成要件作为审视事实现状 的标准。 对生活中某些情况适合于何种事实类别的判断, 要根据用以表征它们的构成要件 的概念所处的特定体系的内在联系标准、 自身逻辑以及以体系固有逻辑所绘制的地形图来 〔45〕简言之, 本身无言的具体事实无法在法律架构中区分彼此, 是法律规范决定了具体 事实的法律意义。 〔46〕 就此而言, 构成要件无疑是格式化生活现实的标准工具。 在规范层面上将法律事实定位成构成要件,使其与具体事实有了质的差异。 要将该定 位贯彻到底, 还要确保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的关系也处于规范的应然层面。 若将该关系套 为自然规律中的因果关系, 那么, 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相互限定, 前者是因后者为果, 据此,一个法律效果产生后, 即不能再次重复产生。 律行为因主体无行为能力而无效的,不得再依欺诈而撤销, 此即无双重效果的问题。

〔47〕 在规范层面上,法律效果的反复产生不仅无碍规范存在, 还有其客观实益。 比如, 事人因错误而撤销意思表示,后来发现自己有受欺诈而撤销的条件, 可再次撤销以消除首 次撤销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的副作用。 〔48〕 换言之, 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的关系是 的归属关系,〔49〕 或称为条件关系。 〔50〕 我们应将思维凝聚在规范层面, 特别要清除常 识带来的观念误导。 法学研究2013 〔44〕〔45〕 〔46〕 〔47〕 〔48〕 〔49〕 〔50〕 参见苏永钦: 澳门大学法学院2007年版, 第75 立足于分析法学得出的相同结论,参见陈裕琨: 《分析法学对行为概念的重建》, 《法学研究》 2003 参见前引〔3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28 德国民法通论》下册, 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第53 参见前引〔31〕 在调整具体事项的法律规范中,构成要件通常由若干构造要素组成, 当这些要素完全 具备时, 特定的法律效果即会产生。 是这些要素协力促成了法律效果, 它们因此有法律事 实之称。 〔51〕 这种意义的法律事实是构成要件的基本意义单位, 如合同、 转移标的物的所有 合同法第130 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 等法律事实组合出过错侵权 它们分别为判断具体事实的法律意义提供了普适的辨别标准。

“显然,对敲诈勒索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属于事实推定,在没有明确立法和司法解释一句的前提下,法官只能根据具体个案中展现出来的主客观方面的事实,并结合经验法则和逻辑,从基础事实中推断行为人的主观占有目的”。如果从形式上看法律要求的课税要素未满足,但课税要素事实已存在,则应对其予以课税。⒀对于刑法类型化思维工具的定位和利用,学界还存在另外一种相对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自始至终都带有类型化思维烙印之外的补充性观点,即类型化的思维并非局限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它还包含刑法立法类型化思维和刑法司法类型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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